夏朝的研究一直被誉为考古界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这不仅仅因为它充满了谜团，还因为即便我们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，关于夏朝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全解答。即使如此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也并非没有争议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今天我们从日本学者的视角，来看待这个古老朝代。
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，夏朝的存在仿佛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。首先，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，这个时期持续了不到250年，远远不及《竹书纪年》所记载的“从禹到桀共计471年”那么长。二里头遗址的存续时间并不能与《晋书》中提到的“夏年多殷”的说法相符，因为夏朝的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越商朝那么长。事实上，二里头遗址的规模和影响力也并未发现与其相匹配的同类遗址，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之间。这一时期的夏朝，考古学界并未发现与其相称的“王朝气象”。著名学者许宏曾说：“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两百年时间里，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符的夏朝气象。”
展开剩余76%而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将二里头遗址认定为夏朝的都城之一，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。二里头只能代表夏朝晚期的都城，而在夏朝早期，龙山文化的遗址（如王城岗）似乎更符合考古学家的探寻方向。王城岗的规模远不及二里头，仅约为30万平方米，这意味着它与二里头文化并无直接关联，龙山文化本身也呈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。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展示了不同的文化特征，王湾类型与煤山类型之间的差异，显示了文化的多样性。
因此，结论一可能是，二里头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夏文化，二里头遗址始终都是夏朝的都城；结论二则是，夏朝一开始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城邑，并未像后来的商朝那样构成一个统一的王朝。随着各地文化的崩溃，夏族最终崛起，建立了更加统一的王权体制。换句话说，夏朝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——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，另一部分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。
日本学者对夏朝的认定则更为激进，尤其是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。他从宫廷礼仪的起源着手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，即公元前1610年到前1560年，标志着夏朝的王朝体制开始建立。冈村指出，二里头遗址中的1号宫殿和2号宫殿的建造，以及相关礼仪性玉器的使用，象征着中国王朝的开始。至于夏朝的终结，冈村与中国学者的看法趋于一致，认为夏商的更替大约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三和第四期，二里头四期时1号宫殿的毁弃标志着夏朝的灭亡。
在关于夏朝存续时间的考证上，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约为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0年，夏商更替的时间大致与偃师商城的建立时间相符，这意味着夏朝的历史可能远比《竹书纪年》所说的短暂。中日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夏朝的起始时间上，中国学者虽然认为夏朝的建立时间早于公元前2000年，但他们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定并未与冈村的观点完全一致。
冈村提出的另一观点是，二里头文化三期标志着王朝体制的建立，这一时期的朝会、祭祀等活动表明夏朝已经形成了具有完整礼仪体系的宫廷文化。二里头遗址中的玉器使用也由祭祀品转变为贵族随葬品，表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此外，箭簇数量的激增，也反映了军事需求的增加，标志着一个更为成熟的王朝体制的诞生。
与中国学者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推断夏朝的历史不同，日本学者更多从出土物和社会结构出发，尝试还原夏朝的真实面貌。例如，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中发现的多个炉灶和大量烧焦的兽骨，暗示夏人有着强烈的肉类烤制传统，这与偃师商城的煮食文化有所不同，也可以用来区分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。
对于夏朝的起源和延续，虽然考古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设，但对于大洪水与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依然存有不同看法。日本学者认为，洪水并非夏朝建立的直接原因，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大洪水促使了夏族的崛起，使得原本互不统属的部落最终归附于夏朝。
这场考古学的争论，最终需要更多的发现和证据来解答夏朝的真实面貌。无论如何，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说中的王朝，其神秘性和复杂性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与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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